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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怎么革命者的

一个幽灵,革命的幽灵,在美利坚上空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美国的一切势力,媒体和自由派、NGO和、国民警卫队和警察,都联合起来了。他们对这个幽灵做出了“神圣的”谴责。但只要你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就需要理解“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黑命攸关”运动在最近的芝加哥抢劫中又被公众所关注,在人们都在谴责这些“投机主义者”的同时,我想问:如果没有抢劫,媒体作为统治阶级的应声虫会给运动多大的关注?而恰恰是抢劫,才重新把聚光灯重新拉回到了抗议运动中。事实上,种族主义仍然是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个国家是建立在财产权的基础上的,在美国,没有对黑人的剥削、侵占、谋杀和奴役,就没有财产、财富。而正是抢劫直接威胁到了资本家本身,因为它直接性地揭示了私有财产的观念只是一种关系,一种脆弱的、偶然的被制造的同意,并被国家的暴力机关加以维护。正是在抗议者进行掠夺时,他们才揭示了在一个没有警察的空间里,肮脏的财产关系是可以被革命掉的。

2020年5月25日,乔治·弗洛伊德死了,他是被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残忍杀害的。弗洛伊德被指控使用20美元假钞在便利商店买东西,随后警方逮捕了他,那名凶手跪在他的脖子上近9分钟,最终使他窒息。这起杀人事件被视频拍下,并迅速传遍网络。

抗议活动很快接踵而至。第一次在明尼阿波利斯组织的抗议活动是在5月26日,到了5月28日,抗议活动已经蔓延到附近的圣保罗市和德卢斯市,当晚就在明尼阿波利斯发生了骚乱。最值得注意的是,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第三分局被围攻和焚烧,明尼苏达州于5月29日出动了国民警卫队以应对革命运动【1】。美国政府对COVID-19的灾难性应对、大规模的失业以及警察欺压有色人种甚至到了滥杀无辜的地步,种种恶行激起了群众前所未有的愤怒情绪;抗议活动对警察的暴力行为进行了反击,它像星星之火一样在美国各地蔓延,群众只是在以暴制暴,因为最初的革命怒火是被警察的凶残引爆的。

虽然最初的抗争是在爆炸性的愤怒和斗志昂扬中爆发的,但在短短三周内,抗议活动就被磨去了革命的锋芒变得温和了起来,运动从焚烧警察局转变成为“停止给警察拨款”,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我大体上同意康迪斯特·马利特(Kandist Mallett)在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她认为那些当权者,正在不知疲倦地破坏这股动荡的浪潮,在这场运动变成他们无法控制的海啸之前,他们就必须要扼杀这场运动。【2】抗议运动的蜕变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美国统治阶级为了应对这场近年来最激进的抗议运动,重新获得社会控制权的一次蓄意尝试。

在本文中,我的任务是研究这场运动是如何从“激进”转变为“告别激进”的:仅仅在两周的时间内,我们从烧毁一个警察局转变为小小的“停止给警察拨款“的诉求。我认为,这场运动是被掉了革命的内容。被谁呢?为了磨去它的革命锋芒,美国的一切警察部队、资本主义媒体、美国军方、非政府组织、人、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以及其他自由派建制派人物都联合起来了。而且他们不是暗中的阴谋介入,相反这是“阳谋”,每一台机器都完全按照预定的轨道发挥作用,以捍卫现有的资本主义秩序。通过研究资产阶级对乔治-弗洛伊德革命的回应,可以更好地了解推翻资本主义和炸毁资本主义国家的困难在何处,并有可能在未来避免落入他们的陷阱。

在继续之前,我想先谈谈对我的论点的最初和最明显的反对意见。如果把消解抗议活动中的激进内容理解为反革命,那么为了乔治-弗洛伊德的抗争运动就有理由被认为是革命运动。这是不是太夸张了?我认为这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抗议活动给美国造成的合法性危机。正如克里斯蒂安-威廉姆斯(Kristian Williams)在《手册的另一面:反革命和社区警务》一文中所论述的那样,美国政府对国内大部分治安管理活动,都是以革命和反革命的视角来看待的,比如与帮派有关的行动以及管理抗议秩序等等【3】。

更何况这次革命使美国出现了合法性危机。我们需要直言不讳地指出,焚烧警察局、警察在围攻下被迫撤退,这在美国现代抗议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警察的脆弱被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第二天晚上,洛杉矶和纽约等地的警察遭到袭击,美国各地都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就像美国政府在面对以前的激进运动的做法一样。但至少在明尼苏达州,有人甚至担心国民警卫队人数不足以平息革命。州长蒂姆-沃尔兹(Tim Walz)5月30日在《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Minneapolis Star Tribune,以下简称《明星论坛报》)上发表声明我们人手不够,无法在坚守阵地的同时拘捕抗议者。【4】三天后,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的一名高级飞行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于现在暴乱所造成的人间炼狱,他只能消极地等待天平倾斜;截至6月2日,国民警卫队一直无法平息该市的革命运动【5】。特朗普甚至被华盛顿特区的抗议者赶进到白宫地堡,灰溜溜地不敢出来;上一次总统钻进地堡还是因为发生了911事件【6】。公交工人也团结起来拒绝运送被捕的抗议者进监狱【7】。在抗议活动的鼓舞下,国际码头和仓库工会的码头工人在6月中旬罢工并关闭了整个西海岸的港口。【8】美国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到什么程度?6月3日,蒙莫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的一项调查报告称,54%的美国人认为焚烧警察局是合理的,这比拜登或特朗普的支持率还高【9】。

美国军方在第3-24号联合出版物《革命》(Counterinsurgency)中,将革命定义为:有组织地颠覆并且使用暴力来夺取、取消或挑战一个地区的政治控制。” 因此,将革命定义为民间力量和军事力量双管齐下,以求将革命基础连根拔起。【10】

“革命与传统战争的目标成员和战略目的截然不同,革命必须通过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共同作用以获得或维持对相关人民的控制和支持。”【11】

“与相关民众争夺合法性的斗争,通常是革命分子与政府之间冲突的核心主题。政府一般需要在民众中获得某种程度的合法性,以保持民众的信任和对执政权力的承认;革命者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并对此展开攻击,并同时试图在民众中使自己的合法性生根发芽。革命应该在加强政府合法性的同时,降低革命分子的可信度。”【12】

“革命手册的作者应编写统一的说明信息,并在总体上与美国政府的故事模式保持一致,并与美国政府的目标相结合。故事需要遵循已经规划好的主题结构,信息和行动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事可以提供一个共同的沟通影响线索。目标说明了预期的效果,故事则传达了行动的方式和原因。故事的共同主题应该是:加强国家和美国政府行动的可信度和合法性,先发制人地提出革命的争论并进行反驳,并积极利用革命过程中的消极方面。……必须邀请最好的文化和语言专家对目标受众进行细致分析,并编写手册为工作的相关人员提供指导,据此规划主题和行动方式,以顺利完成行动。” 【13】

“信息流可以粗略地分为美国政府为指导其政治军事方针所需的信息(即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和美国政府希望传播以影响民众的信息,同时,施行的工作人员也需要防止革命组织的信息传播,削弱他们收集情报和影响民众的能力。”【14】

为了阻挠革命组织影响公众,美国的策略之一是与地方组织——特别是像宗教领袖这样的非政府人士以及非政府组织合作,对革命行动进行歪曲,并使其庸俗化【15】。后一点极为重要,虽然温和的运动可能得到更多的民众支持,但它们即便胜利能起到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16】因此,那些捍卫现有秩序的人会支持运动中的温和分子以保证他们的利益。

因此,所有这些都是说,美国军方对革命和反革命的理解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为此,《手册》着重强调了政治行动在革命中的重要性。

“要想取得成效,参与行动的官员不仅要施行相应措施维护现存秩序,还要以同样的紧迫感处理政治行动,认识到革命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武装的政治斗争。因此,《手册》的内容包括信息、安全、政治、经济和发展等方面,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巩固国家政府控制力。……这是《手册》的核心,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框架,所有其他项目和活动都需要围绕这个框架展开【17】。”

革命和反革命同时涉及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其中政治是首要的,革命主要使国家的合法性产生了危机,而反革命主要是通过编造故事对革命分子进行政治孤立,通过对乔治弗洛伊德革命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理解可以应用到美国国内政治分析。乔治-弗洛伊德革命中,革命者通过暴力和政治行动直接破坏了美国政府,尤其是警察的合法性;反过来,国家和建制派也以暴力和政治行动来回应,而政治行动的形式主要是合作和叙事控制。

但美国行动与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在话语层面。在《手册的另一面:与社区警务》一书中,克里斯蒂安-威廉姆斯对美国军方计划与美国警务之间的物质关系进行了很好的概括,这一点在警务军事化和所谓的社区警务(Community Policing)计划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威廉姆斯举了一个现代的例子:帝国回旋镖(imperial boomerang)【18】,现代警察部队所采用的许多方法是由美国军方发展和完善的;反过来,军方与警察部门合作,学习如何更好地控制被征服的人口,无论是生活在美国城市的黑人,还是生活在美国占领下的伊拉克人。【19】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非政府组织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如前所述,美国军方在的过程中特别提到了非政府组织。2006年出版的、由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撰写的手册则更为明确,他说 最好的行动是不会开枪的,然后他将非政府组织称为行动的力量倍增器。而威廉斯说明了非政府组织如何直接参与社区运动,并由此缓和了群众在面对美国警察在奥克兰犯下的谋杀案中群起激昂的情绪。【20】

在深入探讨乔治-弗洛伊德革命之前,不妨先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警察和军队要制定全面的战略,清除对现有秩序的全部威胁?从根本上说,现代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阶级的利益——即确保资本积累和剥削的继续,而不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任何试图影响资本主义体制或资本家剥削强度的东西,其本身都必须被摧毁。国家有无数的工具可以利用,有些是意识形态的(他们使人们相信自己的利益就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另一些,如警察,则是性的。由于行动的目标最终是为了保护资本的顺利积累,我们不能仅仅把行动理解为国家机器的行动。相反,行动是整个美国统治阶级在政府内外的共同努力,以瓦解乔治-弗洛伊德革命。美国统治阶级使用了暴力和非暴力两种手段来平息革命影响:他们为了保护社会秩序,采用了可以称之为“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

在乔治-弗洛伊德被残害后的日子里,媒体不遗余力地消除乔治-弗洛伊德革命的影响。他们没有在编瞎话,没有通过话语创造现实,而是有选择地、尖锐地报道现实的某些方面。他们的目的是去鼓励人们以他们规定的方式思考革命,然后反过来以他们规定的方式号召人们采取行动。我论述的主角是《明星论坛报》,在该报纸形成的故事模式后来在全美各个媒体中反复地出现。

最初媒体对革命的态度是直接谴责我们破坏了社会的财产。5月27日晚,一家塔吉特百货公司被洗劫一空后,《明星论坛报》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报道了骚乱对小企业的影响。【21】紧接着,他们又刊登了乔治-弗洛伊德的家人和伴侣【22】以及政治、信仰、社区领袖的和平呼吁以求结束骚乱。【23】后一则报道很有意思,因为这群领袖们不是自发推举的,而是被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瓦尔茨召集起来才能参加会议的,其中包括教会领袖和非政府组织的高层。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州政府高官越过社区意见的情况下直接挑选所谓的社区领袖 ,而《明星论坛报》在报道这次会议时,则把这些由社区外部精心挑选的社区领袖的合法性当作来自社区本身。

在随后的几天里,《明星论坛报》将焦点转移到了骚乱给当地社区带来的成本压力上。因为大型企业杂货店的关闭,他们指责是抗议行动造成了食品沙漠;【24】 当地社区无法获得药品,他们怒骂革命者要为药店的关闭负责;【25】他们还污蔑说什么住房危机是因为革命者烧毁了近200套经济适用房导致的;【26】他们还要求革命者对破坏著名的明尼阿波利斯湖街负责,湖街是移民企业之家,也是多元文化的中心。【27】

在讨论革命对当地社区的直接影响时,《明星论坛报》只会说一些表面的空话。他们突然关心起食物问题,却看不到为什么关闭了几家杂货店就会造成食物荒的原因;他们对大型连锁店垄断食物来源的问题毫不在意,更不用说食品价格上涨和贫富悬殊的问题;他们绝不会讨论是只为赚钱的医疗机构阻断了我们获取药品的途径;他们对城市贫民窟化和30年停滞不前的工资视而不见,而恰恰是这导致了我们只能住经济适用房;他们不在乎骚乱的背景,即4000万失业的美国人在政府微不足道的救济下面临着的困扰;他们无所谓“抢劫”是不得已的情况下获得药品、食物和衣服等必需品的手段;他们不讨论为什么塔机特百货公司(Target)和药店成为抢劫的目的地(target);他们简单地认为骚乱的发生仅仅只是非理性愤怒的爆发,只会给社会带来问题。那些对秩序的不公而反击的人却被口诛笔伐,被认为对现存秩序造成了最坏的影响。

除了直接谴责外,《明星论坛报》对革命的态度是很微妙的。抗议行动不是社区愤怒的有机表达,而是被媒体和政府说成是(通常是白人)外部势力所为。革命据称是秘密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工作,他们渗透到抗议活动中,以造成混乱。蒂姆-沃尔兹在5月30日召集的社区领袖会议上,明尼苏达非洲裔理事会的执行董事简明扼要地说了一句话:来自其他社区的白人正在闯入我的社区,我们的社区,就像荒谬的诗歌一样,好像我们现在的状况还不够糟糕。现在回家吧,法西斯分子,现在就转身回家吧。【28】《明星论坛报》报道了一名伊利诺伊州的男子在明尼阿波利斯携带炸药被捕,他专门来民尼苏达州来把这里捣乱。【29】圣保罗市市长和明尼苏达州州长分别在推特上说,绝大多数的被捕者都来自其他州,尽管根本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说法。这些说法是如此荒谬,以至于《明星论坛报》刊登了一篇报道,驳斥了许多关于外部煽动者的说法,而这是在对抗议活动产生污名化影响之后的事情。【30】

第一,谴责骚乱;第二,片面强调革命对社区的破坏;第三,无端指责外部煽动者。这些不同的媒体叙事目的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推动抗议运动内部的双重分裂。统治阶级的目标一方面是使和平的自由派抗议者与激进的革命者产生分化,即既要避免温和派抗议者的激进化,又要在运动中孤立激进分子;其次,是将激进的革命者与非政治性的投机掠夺者混为一谈,不管后者是否真的存在,进而忽略革命者对治安和整个社会提出的激进批评。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能把建制派的目的看的一清二楚,他们要把抗议队伍分成两块:一群善良的、和平的、温和的抗议者;另一群投机主义的、暴力的革命者,他们并不关心抗议活动所抨击的体制不公正。第一类人的策略和传达的信息是值得赞扬的,而第二类人的策略和传达的信息必须被谴责。

与此同时,媒体上似乎突然出现了一种新花样。在社交网络和传统媒体上,都出现了警察支持抗议活动的报道。其中最著名的是警察(有时是国民警卫队)与抗议者一起下跪的画面。媒体在通常情况下会说,这是善良的抗议者要求的结果,并对警察的举措表示赞赏。然而,现实却冲破了媒体所渲染的幻象:美国警察实在是太恶毒了,他们自发(下文将详细介绍)的同情心实际上全是骗人的。有大量的报道称,同一个警察在几个小时内工作姿势就从“下跪”转变成了攻击。

随着抗议活动在6月初的蔓延,媒体不可能继续重复外部煽动者的陈词滥调。事实上,美国几乎每个大城市都爆发了抗议活动,煽动者根本没有外部可言。而且,随着警察完全露出尖锐的獠牙,他们下跪的故事也根本站不住脚。所以,媒体就转而去关注从事重建工作的自由派NGO的努力【31】,以及善良的抗议者的活动。抗议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媒体的影响,我们从运动的诉求转变中就可见一斑,短短几周内,运动的口号就从“废除警察”降低到停止给警察拨款”【32】最后,到了6月中旬,随着抗议活动基本得到控制,激进分子被孤立,媒体开始忽视仍在进行着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而只报道当地的偶发事件。

虽然我主要关注的是《明星论坛报》所编造的故事,但同样的模式(从妖魔化,到外部煽动者,再到关注给社区带来的压力、划分抗议者的“好““坏”、渲染警察的同情,再到只关注非政府组织和自由派的努力,最终忽略这场运动)在北美各大媒体都或多或少地重复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媒体之间的步调一致并不是媒体之间直接协调的结果,更不是国家的干预或审查。恰恰相反,美国的媒体大多不是由大公司拥有,就是由国家经营,因此,财富所有者和财富的国家管理者之间存在的利益共性必然反映在他们所经营的媒体的社论路线】那么,媒体不停打压乔治-弗洛伊德起义的原因就是完全合理的,这种故事绝对符合体的大资本家的利益。资本家阶级拥有了媒体,就能体的内容,因此能够利用媒体的叙事杯葛乔治-弗洛伊德革命。

在《明星论坛报》的案例中,媒体所有权和内容之间的联系再清楚不过了。亿万富翁前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格伦-泰勒(Glen Taylor)在2014年收购该报时也承认了这一点。他在接受《明星论坛报》采访时表示,他是该报的主人,那么报纸的内容就得有所限制。【34】毫无疑问,该报的整体社论立场反映了泰勒的公开立场,即问题不在于具体的执法人员的暴力,并且只有和平的抗议才是合法的,也就不足为奇了。【35 】格伦-泰勒不断从这一秩序中获益,而只要乔治-弗洛伊德革命威胁到明尼阿波利斯的现有秩序,《明星论坛报》就会站出来反对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同样的模式在全美各地上演。

既然要进行完整的揭秘,那么我们需要谈一些媒体经常会忽视的东西:警方同样会使用大规模公关机器。虽然警察向抗议者下跪的故事传播速度之快有可能不是被暗中推波助澜的结果,但我相信,在我们近几年来最大规模的反警抗议活动中,警察的公关机器一直在高速运转,甚至进入了超负荷运转状态。

警察公关的目标和任何公关活动一样,就是为了影响公众对警察的看法。最大的英文警察在线社区警察一号(Police One,拥有数万名成员)的一篇文章中写到:警察公关的要点就在于在事件发生前与社区建立积极的关系,文章中的论点是与民权运动的背景紧密结合的:事件可以追溯到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及五十年后的罗德尼-金(Rodney King),塔米尔-赖斯(Tamir Rice),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和其他受害者的不幸遭遇被媒体广泛报道,这损害到了许多公共部门,尤其是警察的声誉。公关团队必须建立或修复这些部门在社区中的形象。【36】在另一篇文章中,另一位警察官员描述了品牌的效用,并说明如何利用公关活动建立警察的品牌, 【37】建立“品牌”的目的是为了使警察这个角色在公众心中神圣化,从而通过先入为主的警察形象来过滤任何意见。这使得警察在行动中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因为在公众的第一印象中他们是保护者,所以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认为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相当正常,因为所有的公司都会采用这样或那样的公关策略,即试图利用媒体来影响公众对企业的看法。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警察的社会角色,即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他们的任务就是为了维持剥削,那么警察开动公关机器的目的就看起来更加险恶了,警察会直接操纵公众对其行为的看法,甚至操纵公众对种族主义谋杀的看法。

警方的公关机器规模有多庞大?这很难说,我对纽约、洛杉矶、明尼阿波利斯、多伦多等城市过去几年的警方预算进行考察,能发现的信息很少,因为警方非常善于隐瞒他们的预算信息。不过也有一些零散的信息可以表明,警方在公关上的花费是惊人的。例如,2016年丹佛警察局被曝出在三年内花了130万美元在其媒体关系部门上。【38】伦敦警察厅在2015年的年度公关预算为1000万英镑,雇佣了100名传播人员,全英国的警察每年在公关上的花费为3600万英镑。【39】洛杉矶警察局不只是简单地雇佣了一名公共信息官,而是拥有整个公共关系部门。【40】在多伦多,2019年警方预算被要求追加790万加元,其中多用于企业传播部门的9个新职位,他们将员工总数从16人增加到25人,用于提高公共关系、国内信息传播和数字战略方面的能力。【41】而在2020年,纽约警察局为公共关系业务拨款320万美元,以编造他们故事的一面。【42】

警察在公关方面的直接开支只是警方可利用的公关渠道之一。警察工会也会聘请公关公司,以改善警员的形象或完成特定的目标。【43】个别警员也可以聘请公关公司,其中一项服务,即Cop PRotect,允许警员每月支付50美元,在有需要时为他们“主持公道”。在《警察杂志》(Police Magazine)上刊登的一篇报道中,这种服务与弗格森抗议事件直接相关:

“今天的警察完全受那些不关心真相的激进分子的摆布……达伦-威尔逊(译者注:Darren Wilson,弗格森白人警察,枪杀了黑人迈克布朗)差点被他们夺去生命,以致于现在不得不躲起来,而试图杀死他的人却被激进分子宣布为英雄。Cop PRotect为像达伦-威尔逊这样的警察提供了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让他们以纯粹的方式讲述他们的故事。” 【44】

虽然警察在公关上花费的金额很难直接找到,但却很容易从侧面找到一些信息。比如,快速搜索就能找到约翰·吉尔福公共关系公司(John Guilfoil Public Relations),该公司专门为公共部门服务,其中就包括警察。马萨诸塞州警察局局长的一篇推荐信称该公司为那些想要主动向社会传递积极信息的公共机构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服务;【45】印第安纳州的PolicePR与格林伍德警察局合作,开办了一个公关训练营【46】;梅丽莎-艾格尼丝(Melissa Agnes)是一位危机管理战略专家,曾在警察一号的节目中出现过,她有一系列专门针对警察不当行为的文章和讲座,从警察与社区之间的分歧到与蒂姆-伯罗斯(Tim Burrows)讨论弗格森警察形象危机【47】。

警方的公关策略并不局限于传统媒体。为了让这些公关策略更具有感染力,警方及其雇佣的公关公司经常利用社交媒体讲故事。《警察局长》杂志(Police Chief Magazine)教导警员:那不是公关;警察不仅要监控社交媒体,了解事件发生后人们对警察的看法,还必须建立社交媒体存在感,其中包括在警察不当行为的视频广泛传播的情况下,公布有关嫌疑人的信息。【48】在美国司法部面向社区的警务服务战略沟通实践指南”(Community Oriented Policing Services’ (COP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guide)中,有一整节都在阐述社交媒体的重要性。【49】另一篇警察一号社区的文章建议,警察部门应该要求警员上Reddit,既能抢先报道掌握话语权,又能以警察身份介入讨论。【50】并且可以通过社区外展计划来建立一支网络水军以得到更好的效果。【51】

有人看到这里可能觉得警察使用社交网络只是单纯地向公众告知他们的工作,但实际上警察在危机时刻会有意识地大规模利用社交媒体来操纵舆论。摘自另一篇警察一号社区的文章(对于那些想要了解警察心态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资源),这篇发表于2020年5月28日的文章,标题为每个警察部门在时需要做的12件事,其中有整整一节是关于社交媒体的。文章指示各部门要意识到,抗议者可以利用社交媒体来扩大并协调他们的行动,警察各部门也应该准备好反击那些会影响到他们神圣形象的言论。即使失败了,反正还有国民警卫队兜底。【52】《武装科学》(Force Science News)在2018年发表了一篇以梅丽莎-阿格尼丝为主角的文章/广告,文章建议各部门应该买一本梅丽莎-阿格尼丝的沟通圣经,以帮助克服涉警枪击事件等危机。【53】在数周的反警察抗议活动之后,6月中旬的《警察一号领导简报》中,作者嘲讽式地写下现在你们认识到社交媒体的力量了吗?,他认为警察必须开始将社交媒体视为警务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54】。

所有这些总结起来就是说,的确存在着一个庞大的、高度协调的警察公关机器,警察利用这个机器试图直接体,让他们讲述对自己有利的故事。虽然没有明确证据,但我强烈怀疑,正是这台机器促使6月初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关于警方虚构的同情故事泛滥。尽管警察、他们的工会以及他们雇佣的公关公司做出了最大努力,但他们还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传播广泛的媒体内容等,全美各地警察的残暴行为不言而喻讲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警察故事,而这也破坏了警察在公关上的努力。

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6月初支持警察的媒体浪潮使一个“搅浑水”的温和论点流行了起来,即警察体制本身并不是问题,而只是警察队伍中出现了一些坏苹果。这又给广大抗议运动中的温和派和自由派分子,即所谓的善良的”抗议者提供了更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要把这一点与行动联系起来,从叙事建构和信息传播两个方面控制运动,是戡乱战略的主要手段之一。警察有意识地使用这个手段,并在此过程中加强了运动中温和派的力量。

如前所述,美国军方认为非政府组织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NGO 对社会运动的负面影响已经有很多文章了。在《革命不会得到资助》(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Funded: Beyond the Non-Profit Industrial Complex)这篇文章中,安德烈娅-史密斯(Andrea Smith)认为,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利用NGO来监视和控制社会运动;将公共资源转移到私人手中;听不得异议;将革命者的努力污蔑为个人野心;与企业合作通过慈善事业掩盖剥削行为;并鼓励社会运动在结构和政治上以资本主义模式为榜样。【55】在本文中,我想着重谈两个方面:第一,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政治运动发挥影响。第二,非政府组织如何与警察合作,借改变现有社会秩序为名,行保护现有社会秩序之实。

非营利组织为什么能够对社会运动起到缓和作用?资本家阶级很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并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立了慈善基金会。这些慈善基金会不仅可以让资本家在逃税的情况下代际转移财富(让他们的子女在基金会中担任职务),还可以资助非营利组织等的慈善活动。不过存在一个问题:资本家不会资助任何不符合他们利益的事情,即绝不会反对剥削。例如,他们乐于支持并会资助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只要这些政策不解决无家可归的根本原因,即私有财产。因此,资本家会向符合其利益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源。反过来,非政府组织为了更好地获得资源,也会有意识地自我管理。此外,受人尊敬的非政府组织可以成为代表运动的公众面孔,它们可以有效地将更激进的组织排挤出公众视野。

民权运动和反警察运动中不乏非政府组织缓和运动情绪的例子。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白人慈善家斯蒂芬-柯里尔(Stephen Currier)成立了民权联合领导委员会(Council for United Civil Rights Leadership)为民权团体提供基金会资金。所谓的六大组织聚集在一起,在这六个组织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是最激进的组织,但获得的资金最少。更激进的团体,如国度(Nation of Islam),则完全被排除在外。1963年,马尔科姆-X在他著名的致草根的黑人同胞们(Message to the Grass Roots)的演讲中特别批评了六大组织和民权联合领导委员会,他在演讲中反思了当年早些时候发生的华盛顿大。【56】白人慈善家的这些行为的目标很明确:资助民权运动中比较温和的那部分,以避免运动走向激进,破坏了美国资本主义体制。【57】

将历史影像快进到50年后,同样的模式再现。2009年在奥克兰,非营利组织直接介入,以消除对奥斯卡-格兰特(Oscar Grant)被谋杀事件的公众激进反应。在2009年1月的一次大型集会之前,奥克兰警方安排了与各非营利组织和教会领袖的会议,以便在抗议活动开始之前就将其化解。【58】宗教领袖要求他们的会众不要参加抗议活动。几个非政府组织一起成立了反对警察行动联盟(CAPE,Coalition Against Police Executions)。CAPE明确呼吁在抗议活动中不要采取激进行为,并在警察和抗议者之间设置了一道物理屏障,他们挽起胳膊阻止抗议者和警察接触。【59】反过来,CAPE又成为抗议活动的公众合法面孔,并通过媒体报道得到强化。

2014年在弗格森的抗议活动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那里,非政府组织把黑命攸关的旗帜紧紧抓住并挥舞了起来。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当说到Black Lives Matter的时候,我批判的是一家名叫Black Lives Matter的无政府组织,而不是更广泛的“黑命攸关”运动(译者注:以下把这个无政府组织称为Black Lives Matter,而把运动称为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虽然早在2013年就成立了,但在2014年才组织了第一次大型行动,即Black Lives Matter自由乘车者运动,以回应迈克尔-布朗被弗格森警方杀害的事件,Black Lives Matter成为该运动的公众代言人。弗格森抗议行动原本起源于愤怒, 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他组织在2014年夏天策划了一系列行动,却将当地的激进情绪做了无害化处理。

弗格森抗议活动后,黑命攸关运动中的温和分子成为了自由主义者可以支持的“无害的”途径, 资产阶级也可以将愤怒以安全的渠道传递。Black Lives Matter和围绕它的一系列新组织和关系网从福特基金会和乔治-索罗斯等“慷慨的”捐赠者那里得到了绝对“丰厚的礼物”。运动中的那些自由派,因为能够获得捐款,而占据了运动的中心位置。【60】例如,其中一个接受者,是一个替黑人斗争的组织,利用其部分资金建立了举手联盟(Hands Up Coalition)。这个联盟替抗议者喊出了举起手来,不要开枪的口号,这就与更激进的黑人民权活动家的口号,如 举起武器,还击!和举起拳头,还击!相对抗。更激进但同样活跃的团体,如马尔科姆-X的草根运动,绝对得不到任何资助。2016年,作为黑命攸关运动的一部分,Black Lives Matter和其他27个组织发布了一个名为黑人生命愿景的诉求平台。该平台不是一个全面的运动计划和方案,动员群众为自己的解放而战,而是一套政策指南。其目的是努力把街头运动融合进传统的权力结构中,而在那里激进分子最终注定要失败。

Black Lives Matter的创始人们最早是通过一个名为Black Organizing for Leadership and Dignity(BOLD)的非政府组织相互认识的。BOLD的董事会,也就是决定其政治方向的人,是由其他NGOS的经理人组成的。【61】BOLD也从私人捐赠者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比如通过被称为慈善中介的北方慈善(Borealis Philanthropy)【62】和正义基金会(Funders for Justice)【63】。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要指责Black Lives Matter组织是由福特基金会秘密运作的阴谋,而是要说明,即使是Black Lives Matter组织也是从复杂的环境中发展出来的,而这种环境又影响了它的政治诉求。回到乔治弗洛伊德革命事件,在最近RedditAsk-Me-Anything 板块中,Black Lives Matter的董事长总经理凯利-斯盖尔斯(Kailee Scales)痛斥暴力行为,并努力将乔治弗洛伊德运动通过#WhatMatters2020活动导向民意调查和总统选举【64】。

在乔治-弗洛伊德革命期间,非营利组织试图缓和愤怒情绪的方式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我说的这个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5月30日,在明尼阿波利斯第三分局被焚烧两天后,当地一家名为皮尔斯伯里联合社区(Pillsbury United Communities)的非营利组织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皮尔斯伯里联合社区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非政府组织,它成立于1879年,经营着一些街头工作、教育项目和社区项目(如免费的COVID-19测试),以及包括一家杂货店在内的社会企业。5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杰米-福克斯(Jamie Foxx)、斯蒂芬-杰克逊(Stephen Jackson)、BLM活动家塔米卡-马洛里(Tamika Mallory)与乔治-弗洛伊德的家人一起出席,这些发言者明确呼吁和平抗议,但并没有谴责骚乱,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共同参加了和平集会。【65】我们可以看到,在激进抗议最慷慨激昂的时候,合法的社区领袖要求人们克制他们的愤怒,去参与传统的、无人关注的抗议活动,随后这些呼吁被社区外的自由主义者和媒体放大。

集会几天后,皮尔斯伯里联合社区利用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发出了募捐号召,但从他们的网站上看,并不清楚这些钱将如何用于确保为乔治-弗洛伊德伸张正义【66】。个人捐款并不是皮尔斯伯里联合社区筹集资金的唯一途径,它还接受双子城联合之路(the Greater Twin Cities United Way)、明尼阿波利斯基金会(the Minneapolis Foundation)、圣保罗和明尼苏达基金会(St. Paul & Minnesota Foundation)等大型基金会的捐款。比如,联合之路就充当了慈善中介的角色,从大公司那里收集捐款,然后把钱批给非营利组织。比如:3M、美国银行、嘉吉公司和塔吉特百货公司等都会为皮尔斯伯里联合社区提供资金。【67】值得注意的是,塔吉特百货公司还向警察基金会提供了数十万美元的捐款。【68】我不相信,一个资金来源和警察本身类似的机构,可以在警察那里争取到正义,因为资产阶级当然不可能为那些真正能够破坏体制的机构投资。

一个非政府组织介入群众斗争,既能把运动引导到更温和的方向,又能垄断资源,这并不新奇。我们可以讲讲皮尔斯伯里联合社区与社区警务的联系,明尼阿波利斯卫生与家庭支持部(Minneapolis Department of Health & Family Support)2006年的一份报告将皮尔斯伯里联合社区旗下的Waite House列为杂草和种子安全港(Weed & Seed Safe Haven)。【69】杂草和种子项目是在1991年确立的,在1992年洛杉矶暴动后获得了突出的地位,它是连接警察和社区领袖的一座桥梁,在表面上打击帮派暴力【70】,并把工作中采用的军事化策略(杂草)和社区警务策略(种子)统一了起来。2014年12月,联邦调查局给皮尔斯伯里联合社区颁发了主任社区领导奖(Director’s Community Leadership Award),这是一个颁发给预防犯罪工作的团体年度奖项【72】,时任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钱达·史密斯·贝克(Chanda Smith Baker)接受了这个“荣誉”。巧合的是,钱达·史密斯·贝克——现在为明尼阿波利斯基金会工作——也是明尼苏达州公共安全部的新闻发言人,即名为涉警的致命暴力事件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Police-Involved Deadly Force Encounters)。该工作组的目标是研究如何减少公众与执法部门发生致命武力冲突【73】。该小组的成员包括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长梅德里亚-阿拉东多(Medaria Arradondo)、明尼苏达州司法部长菲兰多-卡斯蒂利亚的叔叔(Philando Castile),在2016年在明尼苏达州被警察打死),以及其他法官、学者、政治家和非政府组织管理人员。可悲而又讽刺的是,工作组刚在2020年2月公布了其调查报告关于如何减少警方暴力执法,而乔治-弗洛伊德就在几个月后的一次警察参与的致命暴力冲突中被谋杀,这表明所谓的社区警务到底给社区带来了什么。

最后,非政府组织与明尼阿波利斯警方之间还有一个趣的联系:如前所述,钱达·史密斯·贝克在为皮尔斯伯里联合社区工作后,后面担任了明尼阿波利斯基金会高级副总裁。明尼阿波利斯基金会现任总裁兼CEO是R.T.雷巴克(R.T.Rybak),他曾是明尼阿波利斯的市长。而雷巴克也是一家名为Benchmark Analytics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这家IT公司设计了一套能够预测警察何时会出现暴力问题的系统。因此,雷巴克与警察的改革有着直接的物质利益。在6月2日写的一篇题为《我曾是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我知道我们的警察有问题》(I Was the Mayor of Minneapolis and I Know Our Cops Have a Problem)的文章中,雷巴克写到,在宣传他的公司对警察暴力的解决方案之前,他和贝克一起调查了明尼阿波利斯市在骚乱后的损失情况【74】。不出所料,他强调警察的人性,他认为解决方案是通过预测行为技术来解决警方暴力行为。

非政府组织管理者、政治家、警察领导层、社区领袖 和大型资本主义公司董事会成员之间的组织和人际关系,证明了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阶级的存在。以上只是统治阶级如何统治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小例子。

总结一下这一切。皮尔斯伯里联合社区是一个成熟的,受人尊敬的地方非政府组织。它是复杂的NGO体系中的一部分,依靠慈善中介机构提供的大部分资金进行运营。在乔治-弗洛伊德革命的早期阶段,它就很有声势地站了出来,敦促采取一种更自由、更制度化的方式来看待警察的谋杀行为,而不是暴力。而且,它通过社区警务项目与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和州警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只是非政府组织如何作为战略要素的众多例子中的一个教科书般的例子。

被称为社会运动的坟墓,因为他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吸收、诱导和瓦解社会运动。【75】他们使用了同样的策略来应对乔治-弗洛伊德革命。在乔治-弗洛伊德革命之后,采用了和选举相结合的策略,并试图将社会运动当作垫脚石以帮助拜登赢得2020年大选上。但是拜登人气不高,并且大部分人士对选举政治也越来越不感兴趣,至少在表面上,这种努力并不成功。不过,为了全面描绘运动的全貌,我们还是应该好好说道说道。

革命之初,就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但不知道该如何行动。表面上的智囊在媒体谈论革命如何影响选举,实际上正在制定应对措施【76】,但在近一周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官方的高层声明或行动。然而在6月2日发生了两件相当重大的事件,首先,拜登公开邀请朱利安-卡斯特罗(Julian Castro)参加他的竞选活动,卡斯特罗在争取成为总统候选人期间,一直是自由派警察改革的积极支持者。【77】其次,身家千万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要求国会黑人核心小组起草一系列警察改革方案。【78】

6月8日,在佩洛西和其他高层穿着加纳肯特布(译者注:Ghanaian kente cloths,一种编织布,在非洲这是一种仅在极其重要的时期才穿的神圣的衣服)下跪的荒唐闹剧之后,《警务司法法案》(Justice in Policing Act)横空出世。该法案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法案中的条款远远达不到革命提出的要求,比如在警察施暴的情况下起诉警察的程序变得简单,允许公众在警察执法的时候进行拍照以及禁止过度使用暴力,但是该法案对废除警察的内容不屑一顾甚至提都没提。【79】该法案也不可能通过,因为共和党占据了参议院的多数,特朗普也早已宣布否决该法案【80】。

法案没有通过,与其说是意外,不如说这是一个必然,是所谓的制衡策略,其实质仍然是保护现行秩序。人深知这一点,如果该法案通过,那么他们就更没有发言权了。面对乔治-弗洛伊德革命,我们不需要为的不作为感到惊异,毕竟他们也不过是构建和维护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秩序的两党之一。拜登本人就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也是1994年严厉打击犯罪法(tough on crime law)的始作俑者【81】,该法案是庞大的现代营利性监狱的核心支柱,它使美国建立了更多的监狱牢房【82】。“国会黑人核心小组”本身就是道貌岸然的小人,他们通过1033计划向当地警察部门划拨了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武器,帮助警察成为“受保护阶级”【83】。

尽管激进分子没有听从的花言巧语,但我想指出试图通过社会运动拉拢支持者。首先值得指出的是,Black Lives Matter 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艾丽西亚-加尔萨(Alicia Garza)是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即中间派的支持者。【84】“Black Lives Matter”最近发起了一场名为#WhatMatters2020的运动。该运动的目标是让黑命攸关”运动的支持者和盟友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参加投票,以建立集体力量,并确保候选人对全国各地黑人和结构性的社区资源不足负起责任。【85】他们拍了一段竞选视频呼吁人们为一个“警察可以被问责”、“我们可以获得优质医疗服务”的美国投票。但是,这场竞选的问题在于,无论是还是共和党,都不会兑现这样的承诺,甚至都不愿假装配合一下。拜登公开声明不支持全民医保,而且还是当前种族主义刑事司法体系的首席设计师。#WhatMatters2020运动是一场玩世不恭的牧羊犬运动,只能把对美国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体系感到愤怒的黑人们带回的轨道。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提到过媒体只把一群“好”的、和平的抗议者称为“存在”,我现在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谈一谈这个过程。意识形态既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同时在人的活动中发挥影响。【86】媒体人为的划分了抗议者意识形态的两极:“好”与“坏”,并且对那些迄今为止还没有参与行动的人吹起了“集结令”,他们与著名的自由派政治家以及其他建制派人物一起,在从不参加运动的自由派中创造了一批自由派抗议者,而自由派的政治倾向也同时反映在了抗议活动中。在媒体和自由派、建制派共同努力的过程中,前总统奥巴马6月1日发布在Medium上的一篇热度很高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他虽然支持抗议活动,但谴责暴力,并强调要在制度轨道上施行改革。【87】

自由派“行动号召”的另一目的是防止运动激进化。当现实与意识形态产生对抗时,意识形态往往会被改变。现实迫使一个人的世界观发生断裂,从而变得激进。面对无处不在的警察对和平抗议者的暴力,国家是为了保护人民的传说就会不攻自破。但是如果现实可以被逆转,或者说如果强大的叙事能力可以“消解”现实,那么旧有的意识形态反而会被巩固而不是被摈弃。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支持抗议活动的建制派自由主义者的出现,作为世界观的自由主义就不会被挑战。

抗议活动的自由化是对舆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据报道,到6月中旬,67%的美国人支持正在进行的抗议活动,如果按种族划分则更显著:60%的白人支持抗议活动,86%的黑人支持抗议活动。尽管如此,59%的美国人(包括62%的美国白人和43%的美国黑人)认为,抗议活动只不过是把犯罪行为合理化了。【88】因此,抗议活动的自由化导致了这样一种后果:一个白人至上主义国家中的大部分人竟然会参加宣扬黑人生命价值的抗议活动,尽管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从这个不公正的种族等级制度中获得了物质利益。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和马萨诸塞州前州长、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等主要政客都加入了抗议活动,而这两位政治明星明明有很大的权力解决抗议所针对的问题,这就说明,革命释放的政治信号在民众的意识中已经从炸毁白人至上主义转向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基本层面。而就算是这样最基本的人道主义要求,却连1/3的美国人都不支持,这很能说明问题。

自由派的干预对革命有三大影响。首先,自由主义者涌入集会,虽然使参与人数扶摇直上,也使抗议活动水涨船高,但却使抗议活动趋于平和。抗议者开始“自我审查”,开始考虑怎么确保现存体制的利益。抗议者一定要把自己和自己的行动划定为和平,而革命的激情却荡然无存。这里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选择偏差,因为激进的抗议者更容易被逮捕,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抗议活动自然就被“鸠占鹊巢”了。警方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会故意拖延法律诉讼程序,以防止激进分子出去“捣乱”。

在抗议活动的内部,自由派抗议者像平安警察一样,破坏激进分子的活动。比如华盛顿特区的自由主义者在5月底将一名暴乱者在反警察的中交给警察【89】以及自由主义活动家Rayshard Brook对女友进行诋毁,她被诬陷为外部煽动者。【90】在战术层面上抗议活动自由化的另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艾尔·夏普顿(Al Sharpton)在8 月呼吁在华盛顿举行,而当时华盛顿特区的激进抗议活动明明正处于高峰期。【91】他的呼吁不是为了支持现有的抗议活动,而是缓兵之计,是精心策划的消解革命锋芒的尝试。

第二,自由主义者涌入运动,为虚假的胜利铺平了道路。我指的胜利是表面上的,但最终结果却根本没有挑战到基本权力结构。这里包括华盛顿特区的黑人生命至上街头壁画,各种企业的洗黑运动,乐队更名以及取消《COPS》等节目。人们注意到,纽约市长一边下令在特朗普集团总部门口画上“Black Lives Matter”3个大字,一边管理并掌控着一个残害黑人的警察部门,同时绝不对警察的资金问题做出任何让步,这真讽刺。

第三,自由主义者涌入运动,背离了运动的诉求。在乔治-弗洛伊德革命的早期,“Black Lives Matter”组织很快就提出了“停止向警察拨款”的要求,但却对此诉求的含义闭口不谈。【92】于是激进分子争夺到了诉求的解释权,宣布“停止向警察拨款”就是“撤销警察的所有资金”,也就意味着废除警察,他们认为,警察制度根深蒂固,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必须果断地将其废除。【93】随之而来的是媒体对于“停止向警察拨款”含义的大讨论,不乏自由主义者向其他关心此事的公众做出保证,“停止向警察拨款”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废除”,而只是“削减”。【94】虽然明尼阿波利斯市后来采取了解散警察的措施,但在其他地方,运动的诉求仅仅是将警察预算的一部分“施舍”给社区。【95】

警察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停止向警察拨款”在概念上出现了一个“滑坡”。为了防止警员恐慌,在6月18日有27年警龄的迈克-沃克在警察一号社区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停止向警察拨款’其实只是减少经费的同义反复。”【96】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向担心会被解散的警察们保证,“削减警察经费”不是因为,而是由于COVID-19,而且由于大多数市政章程的规定,在法律上他们需要警察。

有部分警察对暂时“停止向警察拨款”没有意见,这就说明了“停止向警察拨款”这个诉求到底有多温和。但是,如果不对警察的起源进行批判,仅仅把废除警察作为口号,这本身也没有切中要害。警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资本主义需要暴力来维护不平等和剥削。只要剥削存在,那么维持剥削的暴力机关一定存在,因此,即使废除了,但警察的暴力职能也将会被分配给其他国家机器,也就是说无论警察是否存在,种族主义的暴力机器都会存在。这是既定的事情;例如,考虑一下加拿大各地的儿童福利服务机构(不是军队,也不是警察)多年来使土著人经历的种族主义恐怖。乔治-弗洛伊德革命为讨论社会的基本性质,讨论美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不平等打开了空间。而自由派转移了运动的重点,排挤掉了激进变革的愿景,而去关注警察应该得到多少预算。【97】

自由主义者的干预导致抗议的策略、结果,甚至是诉求都被变质了,这一过程是警察、媒体和“合法的”社区领袖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和美国统治阶级派出国民警卫队行动一样,只不过这是行动的政治方面。因此,一场以焚烧警察局为开端的激进运动,却变得如此温和,变成了仅仅要求对市政预算稍作限制的运动。

文章的大部分内容都在集中论述美国统治阶级在应对乔治-弗洛伊德革命工作的潜流即媒体、NGO和自由派的搅局。但是如果工作只有“软”的,而没有“硬”的,那么任何行动都不可能成功,瓦解乔治-弗洛伊德革命的行动当然也不例外。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警察的行动规模已经没有被夸大的空间了。例如,截至6月2日,已经有超过11000名抗议者被逮捕。【98】逮捕人数之多,甚至被用来作为纽约暂停人身保护令的借口。【99】而据我所知,警方也不再对外公开逮捕人数的最新数字了。即使是CNN这样的自由主义媒体,警方也不会放过,存在很多起对记者的逮捕和攻击的事件。【100】就警察的行动强度而言,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以应对原本和平的抗议活动不计其数,一个在线 多起被视频拍下的警察暴行事件。【101】在革命的过程中,警察至少杀死了四名抗议者,很多人被打成残疾。因此,目前至少有40起针对警察部门在乔治-弗洛伊德革命期间的暴行的诉讼正在进行中。【102】

似乎直接还不够似的,他们还要对活动人士加大监视力度。在最近一份名为蓝色泄密(Blue Leaks)的资料显示,联邦调查局在抗议活动期间对社交媒体进行了广泛的监控,并将抗议者的信息转发给当地警察部门。【103】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最近的反对警察暴行的抗议活动后,也对活动人士进行了骚扰。【104】他们骚扰的目标一般是抗议者和组织者,他们对这些抗议者和组织者进行恐吓,以迫使他们退出运动,这就是运动的手段之一。最近的这些事件让人想起联邦调查局在反战运动和反谍计划(COINTELPRO)中的监视和恐吓。

但警察的异常恐怖不足以遏制革命。国民警卫队的62000多名士兵被部署到31个州和华盛顿特区。【105】国民警卫队本身也参与了对抗议活动的【106 】。200多个城市实行了宵禁, 6000多万人被影响。【107】特朗普甚至威胁要动用美国军队强行维持秩序。【108】

极右组织和民兵团体的同样也为行动“工作”。虽然这些组织表面上不是国家暴力机关的一份子,但警察部队和极右组织之间有很大的重叠和合作;2006年,一份臭名昭著的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详细说明了白人至上主义者渗透到警察部门的程度。【109】例如,6月初,俄勒冈州的拍到与极右翼的骄傲男孩(Proud Boys)组织协调,帮助他们在威胁和恐吓乔治-弗洛伊德运动中的抗议者后避免被捕。【110】关于所谓的布加洛运动(Boogaloo)的文章也有很多,它经常以抗议活动为掩护射杀政府官员和警察。【111】

极对最近的抗议活动进行了许多次袭击。包括在俄亥俄州贝瑟尔的一群武装反对抗议人士袭击了“黑命攸关”集会,并在试图寻找反法西斯和反资本主义的组织antifa。【112】三K党也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他们袭击了内华达州的“黑命攸关”集会,【113】弗吉尼亚州的一名三K党地方领导人在6月中旬开车冲进了抗议活动。【114】西雅图设立的自治区也是极右翼袭击的一块磁石,6月15日,骄傲男孩 和 爱国者祈祷(Patriot Prayer)组织进入自治区并殴打了一名男子,【115】最近几周发生了五起针对自治区的枪击事件,警方却不闻不问。最近一次枪击事件造成两名袭击者死亡,一名14岁男孩受伤。【116】极右团体还宣布计划在7月4日夺回自治区。【117】

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暴行、FBI的骚扰和监视、军事干预的威胁以及极的攻击,都是美国建制派对乔治-弗洛伊德革命进行的强制因素。如果没有暴力威胁,“胡萝卜加大棒”公式中“胡萝卜”的那一面就不会有人吃。然而,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维护和捍卫一个由剥削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定义的秩序。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概述,近年来在面对最大的为制度自身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激进运动中,美国统治者是怎么保护自己利益的。为了保护这个邪恶制度,警察部队、军队、资本主义媒体、非政府组织、人、极右团体和自由派建制派人物都联合起来了。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努力似乎相当成功。

然而,历史的美好之处在于,它永远不是既定的,未来不是写在纸上的。虽然建制派拥有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资源和先进的技巧,但它并非无懈可击。事实上,它确实(而且曾经!)犯过错误。正是这些错误为革命力量打开了一个干预和改变现有社会秩序的机会。甚至我们的抗议活动的结果也还没有确定:它们还在继续,而抗议者的反击也越来越老练。过去几周的大规模抗议显示了人民可以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但这些事件也显示了抵抗运动在未来可能陷入的陷阱。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够揭露其中的一些陷阱,以便在现在和将来的解放斗争中能够避免这些陷阱。

美国暴动始发地被控制:将警察踢出“起义军”和民团负责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宣称:“起义军”安提法武装和武装团体计划,将美国暴动始发地明尼阿波利斯市内彻底平分,“起义军”安提法武装和武装统治下的明尼阿波利斯,成功取代了警察。就在几周前,这听起来有些牵强。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史蒂夫·格林表示,随着明尼阿波利斯市取消警察部队的行动,“起义军”安提法武装和武装团体控制了明尼阿波利斯市。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员警告民众别明知道,却假装不存在:“不仅是暴动,还有安提法/联盟武装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员格林声称,安提法/联盟武装计划彻底控制明尼阿波利斯治安。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在两周前投票决定废除该市的警察部队。到目前为止,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的计划还很粗略,但是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替代警察。

“许多人呼吁社区更多地依靠自我监管,就像参加者经常在音乐节之类的活动中那样,只有在真正紧急情况发生时,警察才会介入。一些人举了一个例子,在弗洛伊德先生被杀后的几天中,由数十名美洲印第安人运动成员组成的小组,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小地球房屋社区巡逻街道并指挥交通。”美国方面报道称,显然各个社区中的民兵开始全面替代美国警察的作用。

如果当地社区的成员最终负责明尼阿波利斯治安,那会是什么样?那里的社区巡逻队穿着类似于纽约警察局制服的制服,并驾驶着精心设计成类似于纽约警车的汽车,强制执行“法律”。美国方面报道,当地的社区负责人西拉杰·瓦哈吉认为:“寺需要保护,执法车辆可以帮助阻止那些不遵守教法和规章的人,做他们本来应该做的事,但仍在做。 ”这将包括阻止“当地妇女在天黑后出去,男子在角落里闲逛做毒品,喝酒”,以及“基本执行教法的基本原则”。

明尼阿波利斯市在安提法武装和武装团体的加持与合作下,最终有可能最终落入到安提法装和武装团体统治之下。根据明尼苏达州议员的说法,明尼苏达州的另一位州代表称,安提法武装和武装团体并未否认格林声明的真实性。相反,当被问及这些问题时,“起义军”安提法武装代表说:“明尼苏达州要谈及挑战,而不是谈论激怒人们并造成分裂的事情。”“明尼苏达州清醒了。他们了解挑战。他们听到挑战已经太久了。我们迫不及待了。”